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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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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视频文案中，“香积寺之战”几乎被视为古代封建王朝冷兵器战争的经典案例，甚至被誉为“大唐盛世边防军的悲壮史诗”。然而，翻阅史书，特别是《新唐书》和《旧唐书》关于香积寺之战的记载却非常简略，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对这场战役的描述也仅仅突出李嗣业的个人英勇。反而从《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出，这场“香积寺之战”远非外界传言中的双方二十余万大军硬碰硬的正面交锋。
结合史料记载安史之乱前后的情况，我们能发现所谓的“安史叛军”为何战斗，绝非单纯是为了保护河北百姓而在香积寺顽强抗争。实际上，参与香积寺作战的兵力并非仅仅是“大唐西北军”与“大唐东北军”的对立，双方都有不少所谓的“唐协军”混战其中。
展开剩余84%“香积寺之战”作为网络文案中的“万能模板”，实际上对应的是唐军对叛军围攻长安的第二次大规模行动，也常被称作“长安收复战”。这场战争本不该提前发动，或者说是一次时机尚未成熟便被迫发起的冲突。因为从唐军整体战略来看，当时进攻长安尚未达到最优时机。
李泌当时的谋划是通过派出重兵形成围攻长安和洛阳的态势，迫使安史叛军在范阳及两京间频繁调动，削弱其战力和资源，同时制造洛阳和范阳叛军势力之间的嫌隙，使叛军内部不再团结一致。尤其是在洛阳登基的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弑杀之后，河北地区对叛军的支持出现动摇，安庆绪、史思明与唐朝之间的关系摇摆不定。
与此同时，李光弼成功守住太原，多次派遣小分队从太行山的八条小径袭扰叛军后方，使史思明难以集中力量向南支援安庆绪及驻守长安的安守忠。唐军方面，唐肃宗在灵武重组了朔方军及陇右、安西等地残余兵力，虽然这些部队曾在潼关、灵宝之战中损失惨重，但经整顿后战力依旧可观。此外，张巡守住雍丘，保住了江淮地区的重要战略地带，阻止了叛军进一步扩张。
通过一系列调整，唐肃宗整合后的大唐军事实力在整体上已不逊色于安史叛军控制的区域。更重要的是，由于安史叛军在河北和河南的残酷屠杀与掠夺，民心向背明显倾向唐朝，这为唐军赢得战略优势提供了民众基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在投降唐军之前，也对部下分析了叛军的困境，证实了这一点。
不过，唐肃宗并不认同李泌的稳妥策略。在长安失陷后，唐肃宗率领皇帝避难灵武，对于长安和洛阳这两京的战略价值有着极为深刻的认知。他认为收复两京的重要性不亚于彻底平定安史之乱，因此拒绝了李泌的建议，毅然决定拿出有限的军力资源，命令郭子仪与李光弼展开强攻。
第一次攻打长安，唐军未能奏效。随后，唐军从回纥借兵，再度发起第二次进攻，经历初败后终获胜。随后唐军攻破洛阳，但邺城之战中，唐军九节度使兵马遭史思明大败，洛阳又被叛军重新夺回。直到唐代宗即位后，唐军才二次攻克洛阳，彼时史思明已被史朝义暗杀。
双方持续拉锯，唐军虽最终攻下范阳，却因种种因素无法彻底铲除叛军残余。最终唐代宗只能接受叛军残部投降，但却失去了对河北三镇节度使的有效控制。此后，唐廷为遏制这些藩镇，不得不设立外围藩镇，然而财政困窘使得中央无法维持兵马调度，只能将藩镇兵力分散调遣。结果，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不得不依赖藩镇间互相制衡，长安朝廷充当“仲裁者”，与藩镇共存共治。
在收复两京及叛军核心地带的战斗中，唐军与安史叛军反复拉锯。香积寺战役是在唐军第一次攻长安被安守忠击败后，经过总结教训，唐军再次向回纥求援骑兵，弥补骑兵短板后，才有能力与叛军硬碰硬。
此前，在清渠之战中，郭子仪率军已被安守忠击败。尽管安禄山被弑，安守忠仍坚守长安。加之安史叛军对关中地区的掠夺严重，他们的实力在占据长安后迅速增强。叛军集结了大量契丹、靺鞨、室韦等北方部族骑兵，兵力和素质甚至优于唐军。史料显示，安史起兵时拥有近十五万匹战马，而唐军仅约九万匹。
由于节度使惯于夸大战绩，唐朝对兵力估计普遍偏高。这就造成长安、洛阳战事中出现先败后胜、再败再胜的复杂局面。唐军不断斩获俘虏，叛军则持续派出大量兵力“送人头”。最终，唐军虽稳住战线，却难以彻底消灭叛军。
“香积寺之战”便是在此背景下被提出。表面上看似是双方十几万大军对阵，实则安守忠凭借强悍兵力几乎打崩唐军防线，还准备以骑兵从侧翼发起猛攻。关键时刻，李嗣业率领两千陌刀队顽强坚守，稳定战线；回纥骑兵则击败叛军骑兵，唐军趁势反击，击溃安守忠主力。
然而，历史叙述中关键的骑兵突击和战术细节常被忽略，反而简化为双方数十万甲士的单纯对砍。唐肃宗因个人意志促使的强攻战略失误也被轻描淡写地带过。如果安史叛军真的损失了六万精锐，怎么可能还凭借河北、辽宁、山东部分地区的地盘，多次与唐军大规模交战并保持势均力敌？
——王效锋、王向辉，《唐代香积寺之战评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4卷第6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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